为此，根据各方面的意见，修正案草案在依法赋予所有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的同时，明确设区的市可以对‘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法律对较大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1996年7月5日, 英国的威尔慕特用成年羊体细胞克隆出克隆羊多莉, 打破了科学界关于细胞分化不可逆的想法, 很多其他的哺乳动物相继被成功克隆出来。[15]P561-567 宪法学必须要回答克隆人技术是否侵犯了宪法上人的尊严的问题。
生殖性克隆还涉嫌侵蚀人的自主与自由意志, 侵犯人的主体性和独特性。但克隆人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便利的同时,对宪法上的生命价值、人的尊严、社会和家庭秩序构成强烈冲击,需要积极予以立法应对。进入专题： 克隆人技术 宪法价值 。(三) 克隆人技术对社会与家庭秩序的冲击 克隆人技术还对宪法上的社会秩序和家庭关系带来冲击。(一) 生命与人的尊严作为立法的价值基础 在人类的文明演进中, 人们选择通过宪法治理国家的根本的目的在于保障生命与人的尊严。
参见秦前红.论我国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规定, 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我国2003年《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就存在概念模糊, 立法程序民主参与不够等问题。惟在解释和适用宪法规范时，宪法释义学要与宪法理论相结合，遵循一定的理论与原则，如人的尊严之保障、基本权利之功能体系、权力分立、法秩序的安定性原则、程序正义原则、宪法的一致性原则、法治国原则、比例原则等。
有学者从国家职能的分立出发，详细探讨了权力是如何在不同的国家机构中分配的，国家职能怎样分配才是最为合适的，如何协调相互独立的权力持有者之间的关系。而在此之外规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公民可以提出的合审查建议，就并非指向立法权限等公权力内部问题，而是指向其权利被侵害的问题。这是在党的正式文件中首次出现合宪性审查表述而规范意义联结的梳理又要求解释者着重理解法规的整体目的，只有对法规的整体目的有了清晰的了解，才能理解规范意思的脉络。
有学者认为，要科学确定人大代表名额分配原则、加强选民与人大代表的联系，充分发挥人大制度的协调功能。有学者进一步认为，目前以立法机关的备案审查为基础的合宪性审查机制尚无法充分满足合宪性审查的需要。
为了缓解宪法规范至上性与社会流动性之间的冲突，宪法需要贴近部门法律所规范的事实基础，从而发挥宪法的变迁功能。从我国宪法基本权利规范的概念、内容和逻辑结构的解析可以看出，宪法基本权利具有不完整性、高度开放性与不确定性，因而个人宪法基本权利在社会领域的实现有赖于民事法律的配合，即基本权利内涵的确定、形成与限制依赖于一整套法律制度。国家法的概念虽来自于德国，但为了解国家法中国家的含义则须植根于中国本土化的解读，通过我国宪法中国家的含义来认识国家法内容。宪法的功能属性发展 我国宪法的社会宪治功能逐渐显现，从单纯的国家宪法属性向国家宪法与社会宪法并重的双重属性转变。
另外，有学者认为，对于合宪性审查要明确区分为两种形式：一是由宪法监督机关对于法律、公权力行为的违宪判断与违宪处理，目的是为维护宪法的至上性与法秩序、公权行为的合宪性以及违宪状态的排除。有学者认为，宪法中有关个人自由权、人格权等不仅具有国家取向，还具有社会与个人的取向。在这个结构关系中，人民基于双重地位，一方面是作为权力的真正所有者，另一方面又是权力持有者行为的对象。来源：《检察日报》2018年1月1日第3版。
从基本权利走向国家机构的研究 我国宪法学经过了多年的发展，在基本权利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形成了一套概念与释义学体系，但是，学术界对于国家机构的原理以及释义学体系的研究缺乏必要的关注。在2017年的宪法学研究中，学者们开始关注国家机构的体系化研究，形成了新的研究成果。
为此，在中国的宪法实践中，型塑符合基本权利价值决定的国家法律秩序、控制政治行为的基本权利的界限功能和国家政治结构的分权解释之间才可能有合理的联结。一方面，目前的机构设置，对于国家机关的权限冲突问题、人大本身的立法合宪性问题以及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合宪性审查都难以充分发挥作用。
在此，基本权利规定起到了法规范作用，从而拘束公权力行为，当事人（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公民）认为该公权力行为侵犯了基本权利且是针对自己的、直接与实际的基本权利损害，并具有重要宪法意义。如何保证私法主体的基本权利在市民社会中不受他人与社会势力的侵犯亦是宪法的目的所在。有学者认为，要关注国家的组织及权限划分问题，对国家法领域进行分析。是以，我国宪法结构法部分的解读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应从不同国家机构的功能负担出发。法律充权、事实充权、主观充权之间是一种相护相依的联结关系：法律充权是事实充权的前提，事实充权是法律充权的体现，如果法治不彰或者法律充权不足、事实充权缺失的话，人民主观充权的意愿也会相对低沉。要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
为了回应宪法学本土化的需求，有的学者引进了具有本土化功能的部门宪法理论，主张宪法学研究应回到我国的宪法文本，回归到我国的本土化实践，并聚焦于我国宪法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基本国策在我国的宪治背景下的作用。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民事法律创设了宪法基本权利的内容和逻辑结构，立法者在基本权利的保护体系中，主要是承担起基本权利保护范围的界定、基本权利内容的确定、基本权利权能的形成和具体化以及基本权利的限制、民事主体基本权利冲突的解决等任务。
另外，根据宪法序言、第5条、第62条、第67条等的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实施权虽然包含了法律的违宪判断权，但宪法或立法法关于违宪无效处理方式并未作出明确规定。概观2017年，宪法学界继续坚持实践意识和本土意识，在宪法属性、人民主体地位的宪法意义、国家机构研究、宪法解释程序、合宪性审查工作等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
在宪法所型塑的合宪权力秩序领域内，所有国家机关都是独立的权力持有者，有互相尊重之义务，要依照自己权力属性与职能的最大化原则来解释宪法。从中可以看出，作为基本权利主体的公民和组织比较关心法律的合宪与否问题。
进入 韩大元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宪法学 宪法实施 。许瑞超，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提升选举制度的民主性 针对现实中存在的贿选等问题，宪法学界加强了有关选举制度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提出了有价值的学术观点。3.基于功能区分后各国家机构职能的动态运行情况：职务授予条件与程序、国家机构间的协作与互动机制以及机构意志的形成规则。
关于全国人大的法案备案审查，自十二届全国人大以来，至2017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共接收公民、组织提出的各类审查建议443件。所以，在新时期下，如何由较高的宪法位阶经由法释义学的建构，而于普通法中发挥作用，甚至在具体法律关系中对个人产生规范效力，即基本权利的个体与效用化已成为新的课题 有学者认为，宪法规范大多为抽象、概括之条款，因此应将宪法规范作为整体法律秩序的一环，以寻求基本权利在法秩序中与其他规范意义的联结。
为避免基本权利在公法领域与私法领域的均质化，应考虑基本权利在市民社会的一般化与再具体化问题：基本权利的一般化即为了保障社会宪治功能的实现，应将基本权利从单纯的国家脉络中抽离出来，予以一般化，从而转化为全社会有效的一般原则。有学者认为，要严格按照宪法和组织法的规定，保障人大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立法权和监督权，坚持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防止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职权方式实质性背离合议制，防止代表机关的行政化现象。
也有学者认为，基于部门宪法，宪法有合宪法秩序与实定法秩序的调控功能，亦即宪法规范作为价值规范，整个法秩序都受到宪法规范的价值辐射，法律的解释要贴近于宪法的规范内涵。有学者认为，在法秩序中，宪法释义学乃狭义的法学，系对现存有效之宪法作规范性分析，以期为宪法规范的解释和适用提供解决模式或对宪法规范的概念作具体化、体系化之建构，以阐明宪法规范的含义、内容并保障宪法规范体系的融洽。
为此，有学者指出，宪法中的国家是具有统一体权限、拥有权属地位、负有义务一种法人形象，因此具有行为能力。为使宪治实践能最大程度地契合我国的宪法规范，应从宪法不同的社会结构功能出发对我国的宪法规范进行部门化释义，并以此为基础去决定宪法基本权利、基本义务、基本国策在我国宪治中的意义。宪法学本土化的实践 我国宪法为权力的运作提供了民主化的框架，构成了政治改革的框架秩序，但宪法的本体论意义在于其权力运行的现实是否能与宪法规范相契合。为使宪法解释具有可操作性，应加快制定宪法解释程序法。
学者们认为，我国宪法的社会宪治功能逐渐显现，从单纯的国家宪法属性向国家宪法与社会宪法并重的双重属性转变。有学者认为，宪法与民法是一种交互性影响的关系。
为了使得宪法基本理论能得到本土化实践，有学者主张，宪法的解读应考虑到各宪法规范的规范领域，致力于单项宪法规范解释的体系化问题，要考虑到教育、劳动、医疗等规范的不同社会功能。为了保证人民作为权力主体地位的真正实现，有必要在宪法本体论上，对权力行使的控制、其行为的界限划定边界。
二是宪法是最高的价值规范，整个法秩序都应接受宪法的价值辐射，因此可以作为裁判案件的直接或间接的法律依据，这仅仅是一种具体的、面向个案的宪法解释，与宪法和立法法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立法解释权的规定并不冲突。有的学者基于对目前备案审查制度的反思，认为当前的备案审查制无论是在审查范围、审查程序还是监督力度与处理结果上，尚无法充分发挥合宪性审查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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